“婺源西关埠头”，是一幅反映昔日婺源船埠码头繁忙景象的图片。照片拍摄于清末年间，地点即为婺源蚺城西关码头，拍摄人姓名不详。今笔者所提供的照片，系从《婺源》内刊编辑部获得。

　　《婺源县志》记载：婺邑山多田少，“山踞八九，水与土逼处其间，才一二耳”。加上土瘠，“多依山麓垦以为田，层累而上，至十余级不盈一亩”，故使得“农终岁勤劬，亩不获一口之入”，“冬月多掘蕨根以充食”。由于“婺之食用所需者，多来自他省。其出本土者，不足供食用，亦不得为货也”。因此，为求生计，县邑每年不得不大量从外购进粮油、食盐、布匹、烟酒、百货等日用品，以满足居民生活所需。仅粮食一项，民间历年就要从鄱阳、乐平、万年、余干县等产粮区购入 “船米”800至900万市斤。同时，“山砠而弗车，水激而弗舟”的婺源，旧时交通亦不便。“走饶（州）则水路险峻，鼓一叶之舟；走休（宁）则陆路崎岖，费肩负之力”，货运全靠肩挑背驮与船拖水拽。

　　据考，历史上婺源对外交通，除陆路有10条步履古道与邻县沟通外，另有船舶运输线3条，其中内运航道2条、外运航线1条。以蚺城西关埠头为起点，航运溯流而上东行70华里通舟至江湾镇止，往北60华里船舶通至清华镇止；而蚺城以下河道，舟楫经县南马家、坑口、玉坦、曹门、太白、临河至小港 （共95华里）可通德兴、乐平、万年、鄱阳县直达鄱阳湖。

　　当年，位于城西“宝婺门”外的西关埠头，是为婺源最大的船埠码头，舟楫云集，商贾络绎。输入的粮食、食油等货物，于此换乘小船东运江湾、北运清华；外运的山货物产，多在此装船驶达鄱阳湖。为了方便装卸货物，清光绪十七年（1891），蚺城人朱守先、王焕章、叶树臣、石德徽、孙英远、张景清、董尔篪、单治卿、程汉清等集己资买游锦荣、汪锦明地，砌石“纵十三丈，横一丈六尺”，完固“西关埠头”。时从事装卸货物的挑夫，主要由缺少生产资料的贫民组成，他们一般长期受雇于某运输行或某商号，也有一些由水客（商店负责采购人员）临时招雇。民国三十一年（1942），蚺城人程叔和曾邀集股东集合资本8000元，在金家巷内开设“春记”运输行，专为诸家商店贩运各货。运输行在本地俗称“担货棚”。每当商号有进货到达蚺城西关埠头，店家即时会到担货棚叫人卸货；若商号有货物外运，亦会派员到担货棚请人装船。无论装船、卸货，挑夫均以担货棚管事发给的计数篾牌，到会计那里结算工钱。另外，为了方便运输货物，民国二十五年（1936）时，全县置有内运小船（俗称“鸭鸯船”）20艘、外运帆船 （俗称 “乐平船”）30艘。民国三十一年（1942），“因鉴交通梗阻，为谋便利货运起见”，蚺城江养涵曾邀友人集合资本10余万元，在城西关外组织“公泰运输行”，办理水上货运；是年，小船增至50艘，帆船增至80艘。延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统计，共有木帆船70艘、315吨位。

　　水路船运，不仅要穿越激流险滩，而且有时还会遭遇到盗匪的抢劫。清光绪三年（1877），为护河道运输安全，官府曾在婺源与乐平县境的河流上建起水军营。 “光绪八年（1882），乐邑匪徒屡阻船捉人勒赎，十二月奉爵阁督部堂左公批准，照饬湖口镇，派拨炮船三号，驻巡西关外及下游小港，以资弹压。 ”据婺源县档案馆藏档案资料记载：“元和”药店经理游云汉呈报，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八月，他携带巨款搭货船前往饶属之鄱阳等处采购药业，二十一日夜船泊玉坦埠头时，于午夜间突来匪徒6人，手持短枪3支鸣放数响，上船迫令其等登岸，当即将他带去购货的30余万元巨款抢劫一空扬长而去。由于游云汉所“带去的巨款均系临时由各股东分头贷集，内另加上代友委托办货之款”，故使得他此次遭受损失“超过本店全部营业资本之数倍”。同时，“宏业”绸布百货商店经理程鸣哉亦向县府警局呈报，本年八月二十二日凌晨，玉坦地方发生匪徒劫舟，“小店水客程澧泉适搭此船赴乐平采办土布，……除他自带衣物银钱尽遭洗劫外，小店交给办布款项壹拾贰万伍仟元亦被劫去无存”。由此可见，从事水路船运是有着一定危险性的。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明代，为了外运茶叶和运入粮食等的需要，在蚺城西关外河畔的船泊点，已有船匠集居河滩旁造置和修理船舶。清康熙甲戌 《婺源县志》曾记载：“今……造舟取给焉。漕船、兵船用巨木如用薪也。 ”可见，旧时婺源曾为官府大造过漕船与兵船。民国时期，蚺城从事造（修）船业者仅有几十人，人员以饶州乐平县人居多，另有少许婺源人，其规模虽不甚大，但却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后。1959年1月，婺源国营运输公司航运站在西关外河畔环村洲，建立起船舶修配厂（后改名“造船厂”），年制造和修理木船数十艘。延至1986年，由于蚺城上游东线、北线内河道多处修筑河坝拦水，航道被阻断，仅存蚺城至德兴、乐平、万年、鄱阳县下游一线，且船只大多停泊在乐安河、鄱阳湖畔港湾，加上公路交通的发展，故使得婺源的造（修）船业日趋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