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商帮有个重要特色，即“贾而好儒”。这个特色，既促使徽州成为文风昌盛之地，又对商业经营产生积极影响，使徽商称雄于明清两朝。

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界已呈现出瞬息万变的情况。这就要求经商者对市场形势、自然和社会诸因素，作出精明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要求经商者在商业交往中具备管理组织才能。而要达到这两者，则必然要求经商者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否则，就不可能在商业竞争中获胜。

由于徽商“贾而好儒”，许多经商者都受了较深的儒学教育，因而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使他们在经商活动中，善于运用心计，精于筹算，审时度势，决定取予。

明代有人把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两种。儒贾者，贾名而儒行也，即以经商为名而行儒教之事；贾儒者，以儒饰贾也，即崇儒为名而行经商之事。无论两者有多大区别，实质都是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商人，或具有经商才干经验的文化人，是贾与儒的结合，是文与商的交融。

明代歙人黄镛，少时从儒就学，立下经世之志，后来弃儒经商，在闽、越、齐、鲁间进行商业活动，由于他善于洞察“盈虚之数”，故精于“进退存亡之道”，获利甚多，“赀大丰裕”．清代歙人叶天赐，“性聪颖，嗜学工诗，擅书法”，因家贫而为他人行贾，由于他“料事十不失一”，一跃而为独立经营于扬州的富商。明万历时在两淮经营盐业的歙商吴彦先，一有闲暇便浏览书史，因而善于与同行纵谈古今得失，连一些宿儒也自以为不及于他，故博得群商的拥戴，一切营运都奉请他筹划。他为不负众望，精心地权衡货物轻重，揣测四方缓急，判察天时消长，且又知人善任，以致凡得他指示的经商活动，都必获倍利，遂一时成为众商的智囊。

山西商帮与徽州商帮在明代本是势均力敌的两大商帮，但到明代后期及至清代嘉庆、道光之际，在两淮盐业中，山西商便每况愈下，而徽商却迅猛发展，原因何在?其重要一条便是：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而徽商却好儒学。据有关材料记载，山西人重利甚于重名，叫俊秀子弟从贾，而命中材以下者读书应试，结果是：从贾者无文化知识，商业经营大受影响，读书者材资平庸，难中科举。如此，怎能比得过贾儒结合、练达明敏的徽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