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人远祖不少由中原迁宋，长期受中原儒学文化熏陶，特别是程朱理学深入人心的浸润教化，儒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思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徽州人身体之、力行之，许多志士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宏愿，宋以来“名臣辈出，多为御史谏官”，代有伟人，廉吏能臣彪炳史册。

　　　 徽州人为官，许多人能力求为社会为百姓效力，又能克己奉公，公正廉明，淡泊名利、甘于寒素，鞠躬尽瘁。宋代名臣右丞相歙县程元凤，在朝对国本、人才、吏治、财计、备边、爱民等国事大政多有论列，指陈得失、恪恭职守，表现了很高的政治才华，后来因耻于和投机者奸臣同列，又毅然归隐于黄山。宋代婺源人俞勋官徐州通判，徐州每年赋课收入数千缗，依常例，官员私下可得不少，而俞勋分毫不受，全归官库，他在任上，除月俸之外，其他名目的收入“一无所取”。歙县还有一个俞易直当彭泽尉的时候，只想为民办事，“不苟取，不沽名”，所以老病归乡后非常贫苦。在他病重的时候，郡守曾谔命部属前往探视，询以后事，俞易直告诉来人说：多谢上司的关心。自己几件旧衣服已经浣洗干净棺木也已准备好，也用不着搞什么排场，死了以后埋在祖坟旁边就行，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了。郡令让下属悄悄给他留下五万钱贴补家用，俞易直发现了，立即请人给郡守送了回去。

　　　 明代永乐年间黟县胡寿安曾先后任河南信阳、河北获鹿、四川新繁知县，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每到一地，必请当地父老到住所，征询邑中民情利弊，并不辞劳苦，巡视乡村，体察百姓疾苦，兴利除弊，使百姓乐业安居。胡寿安为官二十余年，始终布食粗衣，闲余还在衙中后园种菜种萝卜，过着俭朴的生活，被百姓亲切地称作“菜知县”。永乐十六年(1418)他赴京考绩，行囊空空，只有一匹马，卖了抵作路费。而明嘉靖时浙江云和县知县祁门人谢兴隆，一生为官廉谨，在天大旱时，以百姓灾情为念，徒步巡察几十里，得了暑热，死在巡察途中。婺源余启元是明代万历间江西粮运监督官、河北易州粮储监督官。他严肃吏治，减少虚耗四十万石，被誉为“清廉第一”。他在大理寺丞任上，平反了许多积案，督办粮政查处了一批贪官污吏，在公务时从不乱花国库钱财，每天仅支十数文钱供买茶消渴。当时南京民谣这样流传：“谁言南储如山积，余公十文买水吃。”明成化间祁门叶鼐赴湖北黄梅任知县，以“不贪财、不害民、不唯唯以奉上，不赫赫以立名”自律，治理多有惠政，深得百姓爱戴，后来以身殉职。成化间歙县汪贵在浙江嘉善任知县，当地的富民买田却不纳税，强胁小民代纳，汪贵查得实情，打击了这种恃强凌弱的邪恶势力，为百姓伸张正义，结果奸滑的富豪对他进行诬告陷害，他被逮送吏部治罪，当他被起押时，民众数千人塞道拥舟攀号，请汪贵留件衣服纪念，随后特建“留衣亭”铭记此事，邑中百姓还联名上书要求白其冤，汪贵终于复职。在汪贵死后，人们发现他竟身无余财，所遗仅衣被而已。成化间浙江上虞县知县绩溪人汪度为官布衣茹澹，爱护百姓，性耿直，不屑与污吏为伍，得罪权贵被罢职回乡，他卸任时囊无分文。老百姓称赞他：“知县汪度，民之父母；身穿布衣，口食豆腐。”成化间还有一位祁门人孙怡任刑部郎中，他持身清谨，赴淮安办案，屏绝一切请托，被时人称颂：“一官清彻骨，三尺法无私。”在解官归里时，囊空如洗。

　　　 据周致元统计，有明一代徽州进士有444名，载入明史本传的徽州进士出身官宦40多人，多为忠节耿介之吏，少有贪酷谄媚之徒。

　　　 徽州人的奉献精神尤为突出地表现在大量徽商发财以后奉献社会的“义行”、“义举”上。徽商贾而好儒，绝大多数人在经商活动中重视人文精神理性追求，自奉俭约，却能慷慨将财富奉献社会，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清初歙县经商于扬州的大盐商江演，在致大富以后，处家极为俭约，但扶危济困则一掷千金。他曾捐银数万两，开凿绩溪县镇头至孔灵约30里山路，方便行人，捐巨资疏浚扬州下河，以利行船。歙县汪应庚也是扬州的盐商巨富，他一贯热心社会公益，大灾之年，他输谷数百石，米数万石，银7万余两赈饥赈灾，又捐银6万余两兴建府学县学，振兴民间教育，还捐资修复各类名胜建筑，慷慨为社会作奉献。歙县人扬州大盐商鲍志道、鲍漱芳父子大富之后，居家生活仍然十分俭约，其家属穿着朴素，仍然参加劳动。他们奉献社会却非常慷慨。鲍志道先后在扬州建立江门义学，在京师建立扬州会馆，在歙县捐银3千两修复紫阳书院，造东河水榭、古虹桥等等。鲍志芳在洪泽湖涨水决坝，黄、淮河特大水灾时，先后捐米6万石、麦4万石，多次捐金赈灾，得到百姓拥戴。黟县盐商李宗眉，自幼贫寒，在大通从商当学徒，开店起家，以盐致富。他曾捐千金修复黟县碧阳书院，捐万金修筑铜陵江堤7千余丈，晋、豫饥荒时又为灾民捐金万两，两燕苏粤等地大水，又捐金8万。他还出重金访求和刻印徽州先贤著作，所耗不下万金，为家乡文化事业作贡献。他体恤乡里孀妇和贫寒士子，常常月致钱米。是贾而好儒徽商的一个代表。还有一个在上海经商的黟县人吴翥，1908年在无锡建造了一座钢桥，为了保证质量，方便后人，即使工料昂贵，他也不吝啬捐资6万银元。他还向家乡捐万余元修建挹秀桥，捐款3万元办敬业小学，还为学校提供每年日用经费上千元，又捐资刻印《黟县县志》，筹款帮助百姓种植桑树，发展养蚕事业。我们翻开徽州史志和一些族谱家谱，徽商这样热心社会公益，慷慨奉献社会的义举不胜枚举，我们且不论在封建社会中，这类“义举”自有不同的动机和效果，也不排除其中有不少封建性的开销。但是作为奉献社会关心他人的中华传统美德，徽商的确以其雄厚的财力作了大力的发扬，这是客观的事实。

　　　 徽州人的奉献精神，在新安医学家身上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徽州人有志愿“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宋元明清以来，民间医家，神医国手不少，各科名家荟萃，医学名著众多，蔚成新安医学流派，多有发现发明、杰出创造和成就，新安医学的辉煌，本身就是对祖国医药宝库的巨大奉献，可贵的是，新安医家，多为儒医，不仅医术高明，医德也很高尚，行医济世救人，不为赚钱，实现了徽州人的人文理性追求。明代祁门人汪机，是新安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出身医学世家，一辈子精研医术，医道高明，著作丰富。最可贵的是，他给人看病，总是病人随请随就，他认为“不可轻视人之生死”，对病人应“竭力治之，至忘寝食”。嘉靖间瘟疫流行，一城之内，死者相继，哭声载道。汪机日夜救治病人，倾囊购药，免费施治，救人不可胜计。他自己平时则生活简朴，布衣蔬食，甘守穷庐，从不求闻达。他在一生的苦苦研索中，曾著有《运气易览》3卷，《伤寒选录》8卷，《医学原理》13卷，《续素问钞》及《补遗》9卷，《针灸问对》4卷，《脉诀刊误集解》及《附录》3卷，《推求师意》2卷，《外科理例》及《附方》8卷，《痘治理辨》及《附方》2卷，《本草会编》20卷，《医续》7卷，《内经补注》1卷，《石山医案》及附录4卷，对中华医学理论研究有很大贡献。明代祁门名医汪时鹃，他给人看病，凡贫苦病家，一律免费施药，不取分文。需要参、岑等贵重药品他就自己掏钱代办，自己破产贫困也一点不怨悔，经他救治，不知多少贫苦乡亲保住了性命，恢复了健康。明代休宁名医吴士龙因切脉针灸每多奇中医道高超，四方远近来求治者如云，门庭若市。他也是常常不计诊费，为穷人治疗不取分文。清代歙县人在太医院当官的吴志中当瘟疫流行时，为了救治贫苦百姓，他竟倾卖家产，为民众治病施药，使万余名百姓得保性命。清代婺源出身医生世家的张明征，在金陵开医馆，免费向百姓施药，来的贫苦人很多，他应对不暇而从不厌倦。有一天傍晚在回馆途中遇到一个得了痢疾倒在路边的人，他十分同情，立即让仆人将他背回馆中，供药供食，护理了这个人一个多月，这个人恢复了健康，张明征还送盘缠让他回乡，并不询问他是何处人。张明征行医“视天下如一家，救路人如骨肉”，儒医风范为世人所钦，其子盛昌不仅能传父之医道，且“好义亦有父风”。还有清代绩溪名医程云，有号名“问山”，因为他给人治病总是不取一钱，一生救治的人很多，人们感其恩惠，在他去世后，专门在他的故里筑“问山亭”永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