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与徽州区域社会——以婺源县为例
何建木 刘舒曼
（上海 复旦大学历史系 200433；南京 南京大学历史系210093）
（原文发表于《中国方域》2004年第3期）
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自然地理面貌、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历史人文景观各具特色，这在地名上的反映非常明显。徽州区域社会经济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的热点，本文拟从地名的角度探讨徽州 区域社会的一些特点，选取的地名集中在婺源一县 。
一.地名反映徽州区域经济及其自然地理基础
1.地名反映了区域自然面貌及受其制约的经济状况
婺源地名多带有岭、坑、坞等字眼，这同当地的自然地理面貌不无关系。早在宋代时人就说“新安（徽州的旧名）为郡在万山间。” 在皖南低山丘陵地带的婺源县，处于徽州和饶州之间，“走饶则水路险峻，鼓一叶之舟；走休则陆路崎岖”，因此在山间多开发成独特的铺石道路，在婺源方言中就是“岭”，带有岭的地名非常之多，最有名的是“浙岭”，春秋时期这座山岭是吴楚的划疆处，迄今还有“吴楚分源”碑刻存世。“坑”是徽州方言中小溪的泛称，因为山间小溪极多的缘故，婺源地名带“坑”字的也就非常之多。
在徽州开发早期的西晋永嘉年间，中原大族纷纷南渡江南避难，进入多山的徽州地区之后，选择山势险峻之地、屯聚堡壁，称为“坞”，因此徽州带有“坞”的地名比比皆是，一开始可能跟当时的坞堡有关，后来泛指一切险峻的山坳地带。
处于万山环抱之中的徽州区域，人地矛盾在历史上表现极为突出：“婺居徽饶间，山多田少，西南稍旷衍，东北多依山麓，垦以为田，层累而上，至十余级不盈一亩。” 这反映了婺源乃至徽州区域人多田少的情况：秋口乡的七亩村之得名，就是因为该村仅有七亩水田；若能在山间得到一块较大面积的田亩，对于徽州民众来说就是一种福分，大畈乡大畈村的得名就说明了平坦的田地对于民众生活的可贵：据《汪姓支谱》记载，五代初年汪姓始迁此地时，有鳙鱼溯水而上因取名鳙溪，后来朱元璋路过此地登山赏景，赞叹说“好大的畈”，因改名大畈，掌故不一定可靠，却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处于“万山环抱”之中的徽州人对于田亩极其珍惜的心态。
徽州区域由于多山，不仅田少，灌溉也颇不便，这也在地名中留下了很多集体记忆：沱川乡的引浆山村，取名源于引用涧水灌田，把涧水视为琼浆；思口乡的高枧村，处在思口溪曲地带，村民用水必须用木枧从村东的高坡上引来，因此取村名为高枧；思口的枧田村，也是因为村旁稻田用木枧引水灌溉而得名；在婺源县有六个叫做车田的村落，都是因当初车水灌溉稻田而得名。水碓是徽州乡村民众日常生活不可缺少之物，在地名中有很多取这种日常用具为名的，大坑碓就是建村在大坑坞口的水碓旁而得名；新碓村位于茅山店新筑的水碓旁。
2．从地名看区域社会的交通状况
浙岭脚下有个山村叫做岭脚，取名就是因为此地是徽饶之间的必经通道；汪路岭正好处于到汪潭（今湾潭村）的山岭路旁而得名。除岭之外，地名带有“亭”的也极多，婺源的亭多为茶亭，基本设在交通要道或者村口通往外界处。最有名的茶婆亭，就是五代时期被尊称为“茶婆”的老太太为翻越浙岭的行人煮茗供水之处；浙源乡虹关村的水口“茶亭里”，也是因亭中村姑为路人烧茶而得名。
以交通道路直接命名的村落在婺源也不少：甲道乡的甲道（甲路）村，因为处于上至徽州、下达饶州的通衢要道，故得名；秋口乡的长径村，据民国《婺源县志》记载，南唐初年邑内仁洪程温，隐居于当地长而狭窄的道路旁边而得今名。
水路是徽州区域通往外界的最重要方式，这在地名也有所反映：深渡村恰好就是溪水较深的河段，有人摆渡；梅林乡的渡头村，地处星江河西岸，是以前婺源县与乐平县水路运输的渡头，故名。
3．从地名发现区域物产情况
古老的徽州，在历史上是个典型的“靠山吃山”的地域社会，由于田土瘠薄，因此当地人们利用本地盛产的山林资源，开发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商品，这是明清以来徽商成为与山西帮等地域商帮并驾齐驱驰骋商场的地理基础。关于物产的情况，仔细考察婺源的很多地名，就不难看出一个大概面貌。
竹子是南方分布最广、也非常有实用价值的林木资源。在婺源，与竹子有关的地名非常多：篁岭（据民国《婺源县志》称“其地多竹，大者径尺，因名”）、金竹（据《程氏支谱》称，明初程姓路过此地折金竹一枝，插土祝曰：“竹当复生，吾将卜祝”，是后竹子果然茂盛，因此从城东迁入此地，名之曰金竹）、金竹坑（以村旁坑边盛长金竹而得名）、水竹坞（村落处于多生长水竹的山坞内）、芦竹坞（因建村在芦竹丛生的山坞内而得名）。
与木材有关的地名：晓鳙乡的栗木坑村，在乌石壁西南山麓，以村旁坑（溪）边多栗木而得名；梅林乡荆源村，因盛产黄荆木而得名。西坑株木岭，因为村头山岭多楮（误作株）树得名；杨梅山因该地多杨梅树而名。
与茶有关的地名：在婺源地名带有“茶”的不计其数。比如里茶坑（因初迁此地的俞姓大量种茶而得名）、大茶源（村旁有大片茶地）、茶连坑（因诸村落散布在连片茶地的小坑旁而得名）、油坑口（以村后油茶丛生得名）。
从地名上就可以看出婺源盛产茶叶，这大大影响了婺源商人外出经商的特点。明清以来的徽商以经营“盐、典、茶、木”四大行当为特色，其中茶商和木商多为婺源人，这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婺源盛产茶木等林业资源，从对于产品资源的熟悉程度出发，婺源商人善于经营茶木生意，就显然不足为奇了。高砂乡的杭州坞村，初名凤岭，因为村人多在杭州经营木竹，所以村民的风气、礼节多效仿杭州，因而改名杭州坞，这个地名就是徽商经营在地名上的真实记录。
同样，林木资源也为制墨提供了原料，所以婺源商人也多经营砚台、墨等文化用品。江湾镇的砚山村，因为处在盛产龙尾砚的龙尾山下而得名。早在南唐时代，龙尾砚就享有盛誉，后来随着徽州商人的崛起，他们经营的“徽州文房四宝”更是名满全国，其中的“徽砚”或者“歙砚”，其实都是从砚山一带出产的龙尾砚。
除了林木资源和砚石之外，徽州区域的特产还很多，这从婺源的地名可以得到更多的印证：古坦乡的莒莙山，莒水穿村而过，这条小溪旁边丛生莒、莙等水草，因而村名为莒莙山，该村利用本地土产的植物，生产纸张，早在道光《婺源县志》中，就有该地草纸生产的记载；龙须源，得名是因为村落山坞中遍长龙须草；箬坦，因在这个平坦的山间台地盛产箬叶而得名；蕉坞，因村落位于盛长芭蕉的山坞内而得名；荷田，初名下田，因为田中植满了莲荷，改为今名；洋田，因村前稻田洋洋成片而得名；晓鳙乡的木利坑，因为坑（溪）内多鳗鲡鱼而得名鳗鲡坑，在方言中误作今名。
二．地名与区域社会文化
1．地名的取舍和雅化表明文风的兴盛
徽州是程朱桑梓之邦，也是宋明道学渊源的所在。在明清两代，徽州产生了大量进士、举人，成为中国科举最为繁盛的地域，被目为“东南邹鲁”。婺源是宋代大儒朱熹的乡梓故里，沐浴在紫阳遗泽中的婺源人，更是热心于儒学和功名，即便不能考取科举，也一定要读书识字，“婺人喜读书。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 便是当地文风昌盛的真实写照。思口乡的读屋泉村，据《绣溪孙氏宗谱》称，明代孙姓建村初以“泉带墨香，构庐课读”而名村，这个村名反映了一般百姓耕读为业的强烈愿望，是徽州普通民众心理追求的真实写照。
在这种耕读不废的背景下，徽州的整体文化水平大大提高。在婺源的很多地名中，都经过了一个从俗到雅的变化过程，这个地名嬗变的雅化过程，就是文风昌盛的结果。比如，沱川乡的理坑村，在明清两代人才辈出，文风昌炽，是明代工部尚书余懋学、吏部尚书余懋衡、清代学者余煜的故里；在理坑，大量商人外出经商积累了大量资本，因此现今为我们留下了大量风格独特、造型典雅的明清古建筑。而理坑最初的名称则是“里坑”，后来因为余光耿为明代余氏两尚书题名“理学渊源”而改名“理坑”。高砂乡的考水村，是南宋著名文学家胡伸的故里，当时叫做胡村，到五代时候胡昌翼中明经进士而不仕，凿池（池名畅情）而逍遥其上，取《诗•卫风•考槃》中的“考槃在涧”之意改称考川、亦称槃川，民众也称考水。
古坦乡的水岚村，初名“水南”，因詹姓始祖从浮梁（今景德镇）绕南分迁，饮婺北源头之水而得名，后来取王维的诗“瀑布极松常带雨，夕阳彩翠忽成岚”诗意而改名“水岚”。沱川乡的篁村，北宋初余姓从桐城迁来时取王维《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诗意取村名。晓鳙乡的大潋村，取苏东坡《饮湖上初晴后雨》诗：“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而名潋川，又成为大潋。赋春乡的赋春村，因南宋吴姓建村，以能见春景赋诗而得名。古坦乡的古蜀地，原名苦竹地，后来也雅化为今名。秋口乡的秋溪，以村落中“秋湖水榭”佳景而得名；梅春得名是因为建居于梅树旁。这些地名从平常到文雅的取舍嬗变，反映了徽州人士整体文化面貌的提高，因此而附庸风雅、追求雅致的文人生活。
2．地名蕴含宗教信仰习俗
五猖神是发源于徽州、遍及江南的瘟神，在江南具有广泛的祭祀圈，在婺源地名中也留有这一信仰的痕迹，比如江湾镇有个地名就叫五猖亭。
汪公（唐代徽州人汪华、因保护徽州有功被封越国公）也是徽州区域社会地域性的、最普遍的信仰。大畈乡的汪庙圈，明初汪姓曾建越国汪公祠于此地，所以乡人俗称汪庙，1930年祠毁，仅存祠基圈围，因此名之为汪庙圈。
此外，由于雨水稀少而造成的旱灾对民众的生产和生活屡屡造成严重危害，在徽州民众日常迎神赛会中，祈水是一个重要内容，地名经常透露出自然灾害在对于徽州社会的侵袭。婺源地名就有几处与祈水有关的：秋口乡的圣林底村，相传干旱年份村民在村边龙王潭设坛祷雨，故称此地为圣坛底，后讹为圣林底；汪坞山，原来叫做王坞山，因为在这个山坞内居住的人们常常以水为忧，为了表示祈水的迫切心情，也就在“王”前面加上“水”成为“汪”。
3．地名透露宗族繁衍和迁徙的真实信息
徽州区域社会因其地理上的相对封闭，历史上曾经吸引了大量外来移民在此避难、定居。宗族迁徙的历史记忆，在徽州地名中留下了大量印记。以婺源的地名而言，很多村落名称都是取始迁祖的姓氏命名，如方村、鲍村、王村、戴村，董家坞、俞家等，单是江村这个地名在徽州就不下十个，江村表明最初到达这个地方的是江姓；江湾镇的江湾村，唐初数姓在现今的河湾地带聚族而居，因名云湾，到南唐年间篁墩的江姓迁徙至此地，子孙繁衍成巨族，故改今名。
除此之外，在婺源地名中，大量带有上、中、下，里、外等字眼，这表明了宗族的繁衍、分居及其迁徙的情况，比如下晓起和上晓起、上严田和下严田、里茶坑和茶坑等，都表明了不同宗族和宗支在各自占据地盘的地理分布状况。不同宗族在村落的地理分布，秋口乡的梅田李、梅田周、梅田王和梅田叶等地名，就是个极好的例子：明初叶姓建村时因为村前有五邱水田并连、形似梅花，故名梅田，后来不断有王、李、周等姓迁入，所以渐渐有几个片区的不同称呼。以不同姓氏到来的先后次序命名的方法，在婺源也是比较普遍的，如沱川乡的汪王后村，最初是汪姓在此居住，后来王氏迁入，因名。
有些地名表明了迁入祖的来源地，比如中云镇的沂村，明末程姓从山东沂蒙地区迁入，为表示不忘桑园之思，取为今名。有些村落名称甚至还可以见到宗族始迁祖到达当地的具体时间，比如江湾镇的晓起村，在唐代篁墩的汪姓因为避乱迁徙至此，因为天刚破晓启明而取名晓起。无独有偶，晓鳙乡的晓鳙村，据《曹氏家谱》记载，南宋歙县篁墩曹姓迁徙到今大鳙山西北部的金鸡石旁的时候，正值破晓，就取“金鸡报晓”的意蕴而取村名“晓鳙”。
4．地名反映了民众的普遍心理
地名反映民众的普遍追求，这在中国各地的地名中都有广泛的反映，徽州也不例外。徽州是个非常典型的宗族社会，世家大族极其注重宗族生活的和谐，在徽州地名往往反映了民众追求宗族壮大、人丁繁衍的渴望：求得子孙满堂的地名有思口乡的满堂村，期望烟火接续、子孙延续的有思口的延村等；江湾镇的王富坦，因为始祖期望子孙能封王侯、享富贵的美好愿望而得名；大睦坦则反映了求得宗族生活和睦的心理。宗族生活最重要的是讲究和谐，就是要遵守儒家伦理中的孝、义等原则，这在婺源地名中也屡有体现：甲路乡的严田村，据《严田李氏宗谱》载，北宋年间浮梁界田李德鸾徙居此地，取“占得从田之签，以严治家”而取名严田；秋口乡的言坑村，建村之初取《孝经•圣治》：“孝莫大于严父”而名严坑，后误为言坑。
期望祥瑞、平安是中国民众一直的普遍心理，这在文化程度很高的徽州表现更加强烈，婺源地名有很多就表明了民众追求幸福的渴望：江湾镇的胡秀庄，因为此地自古以来山清水秀，土沃粮丰，人们寄于与日月长存，故以月、“古、月、秀、庄”组合得名，反映了民众渴望富贵长久的心理特点；桃源村的始迁祖入住该地的时候，希望永远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之中，因而得名；沱川乡的东坑村，因始迁的朱姓期望祥瑞，取“紫气东来”的意蕴而名村为东坑；梅林乡福洋村，因为村在星江下游汪洋之处，因而村人期望福寿如水绵长之意而名之。
仁义礼让、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在婺源的地名中也屡有反映：思口乡的和公村，最初金竹单姓徙居此地时，因为村中长老为人和善、公道，因而把村名取为“和公”以示纪念，“和公”反映了普通民众的中庸思想、凡是以和气为贵的心理特点；秋口乡的词坑村，因为村人素有修桥筑路、施行善举的美德，故称慈坑，后误为词坑；思口乡的成美桥，取名蕴涵着成人之美的意思。
地名还与避讳有关：秋口乡的白石村，毕姓建村在碧波荡漾的小河边，初名碧溪，后因邻村讽以“毕始居毙（碧）溪”，故拆“碧”为“白石”。
对地名取舍及其嬗变的勾稽，可以发现独具特色的区域自然地理面貌和人文内涵；通过对地名所隐含意蕴的勾稽，更能够看出丰富的区域社会经济特色和社会文化信息，本文对婺源地名的梳理，目地就在于试图为徽州区域社会历史文化的探讨提供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