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常喜欢往徽州跑，倒并非因为徽州山青水秀，人民生活相对富足以及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最吸引我的是徽州村庄在历经沧桑之后，仍对其散落在外的村民保持着强烈的凝聚力。尤其是在市场化和城市化已成大道的今天，那些曾在早年或因做生意、或因升学入仕而定居他乡的“村民”纷纷放弃城市里相对优裕的离退休生活条件，回归村里。这与当今人们只要有可能就往城里奔的热劲儿相比，就显得反差太大了。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有点儿“逆潮流而动”的现象？怀着这样一种好奇心，我在不断进出村庄的过程中试图解读其中的秘密。

　　一、村庄的宗族活动

　　关于徽州宗族活动情况的研究，史学界已有详实的成果。而且其主流观点都认为徽州历史上强盛的宗族活动仍潜存于当代徽州人的社会生活中。实际上，徽州的宗族与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地区一样，基本上不复存在。仅存的一点宗族意识已难以支撑传统宗族所必需的族内认同，而仅限于更小的支房甚至是门户内部。据黟县、绩溪、祁门、歙县、休宁、屯溪等六县区的调查资料显示，宗族的外在形式，如祠堂、庙宇、谱牒等，除族谱在部分地区尚得以较完整的保留外，其它都已鲜见。而宗族的内在形式，如祭祀活动、宗族规约、族产等更是 阙如。在对村民的访谈中可以感觉到，宗族成员除遇外来重大压力和冲击时尚有一定程度松散的联合行动外，基本上没有象样的集体行动。村民的行动单位主要是核心家庭，至多延伸至弟兄房门和直系姻亲，而且姻亲的关系重于兄弟房门的关系。家庭纠纷一般找舅舅，邻里纠纷就找德高望重的老人，不行再去找村、乡干部。但是，市场经济对宗族的冲击是无情的，再七大姑八大姨，在经济面前，都会黯然失色。

　　当代徽州重修族谱和祠堂牌坊也是普遍现象，但不是为了复兴宗族，更多是出于功利的目的，如发展旅游经济、吸引外来投资等。徽州的古村落恐怕是全国遗存最完整的地方之一。尽管建国后也曾遭受重大毁损，村庄聚落的总体结构布局仍大致保存了下来。因毗邻著名风景区黄山，其丰厚的人文景观构成了独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西递、宏村、上庄、坑口、六都、昌溪等一批古村落的旅游经济已在当地经济中占据一席之地。因为大张旗鼓地修族谱、重建祠堂、庙宇、牌坊等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上述重修现象大多以“联谊会”或“古保会”的名义发起的。

　　二、村庄的合作行动

　　徽州人实际上很不好合作，精于算计别人，打别人的主意。为什么徽商往外走？算计别人啊。徽州村落里为什么巷子大多弯弯曲曲，就是因为公共空间延伸到自家门口，不让，但也不占别人家的。蜿蜒曲折的建筑并非是为了美观起见，而是实地造成的。有的房子造得不规则，如承志堂的三角地带，就是不占别人家的光，因势利导；牛肠子弯曲，就是互不相让。徽商意识——老祖宗的所谓诚信——我不占你的，你也不要占我的，就这样传了下来。所谓和为贵，也是这么个理儿。

　　徽州人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上面说的诚信；另一个是比较安分守己。历史上的徽商比较热心公益事业，赚了钱，回来除了盖房子，就是做公益，修桥、补路、办学、建祠堂等。怎么传下来的？一是叙往事，二是老辈的言谈举止。该是我自己的，我得；不该是我自己的，不强求。比较守规矩。自己定的规则自己守，不会去破坏。家里来客人了，父亲在厅堂聊客，母亲做饭，小孩子呆在厨房，不能上桌子，实在饿得不行了，男孩盛点饭，到桌上，父亲夹点给你。孩子自己是不能上桌捡菜的。这是培养守规矩意识。长辈立的规矩，晚辈是不可能反的。越是年长，大的，越守规矩。这种社会化模式使人的思维产生定式：使人不敢大胆越轨。因此在一般家庭里，老大总要老实些，约占80%-90%，这都是家庭驯化的结果。

　　当下徽州人的合作行动一般集中在修路治水、专业协会和红白喜事等几个方面。因为传统的合作意识的影响，合作行动的程度和效度都大打折扣。所谓合家养牛，不如各家养狗。六都村修祠堂时，在村内收集资金，写倡议书给村里村外的乡亲，并承诺建成后，程氏、汪氏、叶氏、张氏都可以用。集资时基本上还算顺利，但也有人想不通：修不修无所谓，倒了就倒了，拉倒；还有人因为影响了自己的住宅（光线、风口、安全等），到县里上访、反映。红白喜事：有几个相对专门的，会做事的。有事，人家就请你，义务的。事后（第二天）早晨请你吃一次。清清爽爽的，洗菜、打杂、做饭；字写得比较好的，负责收礼、写对联。事后，给两包糖或两包烟作为酬谢。有事，人家就来叫，因为村里人都知道哪几个人最能干。叫，就得去，再忙，也心甘情愿地去，不论亲疏远近（心情愉快，受人尊敬）。喜事还好，白事真辛苦，专门殓尸的更甚。热心肠（角色形成是偶发的，逐渐形成的）是最主要的，其次是能力（能为主人省钱，做得又漂亮。尤其是炒菜的，看主人家经济状况开菜单，再上县城采购）。核心的几个人是相对固定的。

　　经济合作相对要有效率一些。徽州山多，本地的特色产品如茶、榧等都有很大的市场。现在市场销售相对稳定，但秩序乱，小痞子多，欺行霸市的多。为了争取最大利益，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来，共同承担风险，避免恶性竞争，对抗黑恶势力。合作过程基本上还是愉快的，就是最后算账的时候，有感情破裂的。

　　三、村庄的社会组织

　　徽州村庄的社会组织除前文所述的“联谊会”、“古保会”、“红白理事会”、各种经济合作专业协会外，值得一提的就是人们自发成立的老年人协会、老年人协会公益事业基金会和关心下一代协会（村委会等准行政组织暂不列入考查视野）。其实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其核心组织是老年人协会。老年人协会的核心组织成员一般由离退休干部、工人、教师和德高望重的尊辈组成，其中不乏曾担任过乡镇以上主官的前政府官员，他们将自己从政时的社会资源和管理经验带入协会之中，极大地提升了协会的运作效能：一方面增强了村庄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另一方面可以节度来自村委会乃至乡镇等行政组织的侵蚀力。协会日常活动经费多方筹措，主要是有经济能力的协会成员自愿捐助，也有一部分来自散居村外的本村籍人士捐助，基本上不拿政府一分钱。协会会员遍及村落所有的老年人，会费一般一年8-10元左右。活动场所多为以前的乡镇政府和中小学合并后废弃的办公设施或大队部废址，向全体会员常年开放。其旗下的公益基金协会和关心下一代协会基本上包揽了村内大大小小的公益事业和扶危解困职责，如垃圾处理、河道清淤、科技、经商信息发布、失学儿童救助、家庭邻里纠纷调解等等，对村庄社会生活的有序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即使是一些由政府项目基金支持兴建的道路、水利等公共设施建设，老年人协会也起到重要的监督作用。

　　四、村庄的自洽性

　　徽州人大多为移民后代，且以历史上的士大夫举家（族）迁徙为主要移民方式，因此多为聚族而居，人的素质相对较高。村落的规模相对较大，动辄数千人以上，少的也上千人。人口规模大和聚族而居使村落成为相对独立的生活体。村落往往就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场域。一般没有其它地区经济生活中“赶集”的概念，也无其它地区社会生活中边缘化的感觉。村庄的主体意识较强。胡适故居绩溪县的上庄宅坦村在清代的乾隆嘉庆年间，全村人口曾达到6000多人。后来或因经商、或因开族、或因避难曾发生过多次向外迁徙，胡姓族人一直都是以宅坦村为他们的根基。村庄作为一个生活体，输出的是人力资源，输入的是财富和文化资源。

　　徽州的村庄布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回廊巷道井然有序，水井池塘布局有方，商店作坊比邻而建，诊所学校坐落村头。日常生活，可以足不出村，甚至是足不出户。我曾走访的一户人家，不仅是压水井、田间用具都为自家齐备，甚至连家用食品加工机器也一应俱全。

　　上文曾说过，徽州的古村落形貌基本上保存完好，新建的房屋也是在原来基础上的翻修，继承了原来的格局，至多是建筑材料发生了变化（由木质为主改为砖石为主）。一般上下两层，最多不超过三层。白墙黑瓦，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下，堪称自然美的典范。由于历史上就有外出经商或谋生的习惯，人口自然外流，避免了分家另过而另起房子的空间扩张。老屋就成了父母或长子留守的据点，对于那些外出的人来说，是根脉的象征。所以无论他们在外生活境况如何，晚年寻根，回归乡里，对他们来说是自然的选择，老屋也正好提供了居留之所。

　　由于外出经商和谋生的人较多，村庄的信息资源相对充足。近年来，徽州人利用历史上形成的社会网络引进了一批民间资本，起先是在村里，现在一般集中到乡镇特别划出的小工业园区（但加工场所仍然基本是在家户里），办起了许多小企业，多为玩具加工厂之类。所谓招商引资大多是一种民间行为，与当地政府无涉。村民们上至7、80岁的老人，下至10几岁未能继续升学的孩子，都能在厂里揽些活回到家里做，补贴家用。年轻人买些时髦的用品也显阔绰。所以与其它一些地区青壮年外出打工，老弱病残留守家里，从而造成村庄萧条破落的景象相比，就显得有生气多了。

　　从徽州社会生活中，我们在剔除她与其他地区村庄一些共同的东西（如宗族消解，村民行动原子化）之后，发现她的最大特点在于村庄的自洽性。历史传统积淀成记忆性，聚族而居和适当规模人口形成主体性，村庄作为一个系统的生活体在输入与输出之间达成平衡性，非政府主导的工业化避免了城市化带来的掠夺性，从而使村庄的社会生活富于意义。如果从村庄类型学的角度来看，是否可以称之为自洽性村庄？

　　本文发表于《三农中国》总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