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是在违反明王朝海禁政策的大背景中进行的，具有商人和海盗的双重性。海禁松时，从事正常商业贸易，海禁严时，是政府打击对象，转商为盗。亦商亦盗或武装走私贸易是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一大特点。正所谓“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倭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禁越严而寇愈盛。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亦商亦盗式武装走私贸易不仅是明王朝海禁政策的产物，亦是当时国际国内贸易形势使然。就国际而言，国际海盗横行，确有武装自卫之必要；就国内而言，各个海商集团都有独霸制海权、垄断贸易之奢望。
　　　 互通有无式易货贸易是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的第二大特点。正所谓“华夷同体，有无相通，实理之所必然。中国与夷，各擅土产，故贸易难绝，利之所在，人必趋之”。中外贸易商在东南亚地区用中国的瓷器、货金、铁鼎、乌船、五色琉璃珠、铁针等，交换当地的黄蜡、吉贝、真珠、玳瑁、槟榔等土产。这种交易不仅是国人为利所趋，也极受彼国商人及消费者欢迎。如菲律宾人“虑我舟之不往也，每返棹辄留数人为质，以冀后日之重来”，“见华人舟，跫然以喜，不敢凌厉相加，故市法最平”。日本诸岛是私人海商的主要贸易地区，日本是中国生丝及各种纺织品、日用品的主要市场。“彼中百货，取资于我，最多者无若丝，次者瓷，最急者无如药，通国所用，展转灌输，即南北并通，不厌多也”。“大抵日本所须，如室必布席，杭之长安织也；妇女须脂粉，扇漆诸工须金银箔，悉武林造也；他如饶之瓷器，湖之丝棉，漳之纱绢，松之绵布，尤为彼国所重”。生丝价格国内约每担60银两，到日本可卖到五六百银两，毛利达十倍。从日本输入中国的是什么呢：“互市华人的货物有金银、琥珀、水晶、硫磺、水银、铜铁、白珠、青玉、苏木、胡椒”以及土产、海货等。
　　　 内外勾结式走私贸易是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的第三大特点。私人海商在海上有时为商人，有时是海盗。但在内地为他们组织货源与销售商品的则是沿海居民、商人，甚至边防军人和地方官吏。“他们依靠沿海各地窝主，收购出海货物，屯积番货，销售商品”。在省城杭州，“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如铜钱用以铸铳，铅以为弹，硝以为火药，铁以制刀枪，皮以制甲，及布帛、丝棉、油麻等物，大船装送，关津略不盘讯，明送资贼，继以酒米”，“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甚至边卫官有投以红袍玉带者”。这种合作式或勾结式的走私贸易是海禁愈严，走私愈炽，获利愈多的主要原因。无怪乎浙江巡抚朱纨说：“去外夷之盗易，去中国之盗难，去中国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难。”
　　　 明代嘉靖年间，我国私人海上贸易的主要力量徽州海商，虽然被明王朝或用暴力镇压、军事围剿，或用物利引诱、分化瓦解等手段各个击破了，但其作用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它推动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扩大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与合作，促进了明清时期我国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资本主义萌芽；最直接的作用是迫使明王朝在隆庆初年(1567)放松了海禁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