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财雄势大的徽商对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曾起到促进的作用。

　　　 一是徽商投资的农业，经营方式发生改变，自给性农业开始演变为商品性的农业。据汪道昆《太函集》记载，歙西溪南吴荣让致富是通过“度原隰使田，度山林使种树。山林故多薪木，于时易以茶漆植栗之利，积薪水浒，以十岁市之，民利视昔有加”，过了三年，不仅吴荣让“自致钜万”，而且带动乡里从事这种进步方式的经营，随着经营方式的改变，使农村的生活习惯也发生了变化。如康熙《徽州府志》引赵吉士语吾闻之先大父曰：“嘉隆之年，人有终其身未入城郭者。……有少与外事者，父兄羞之，乡党不齿焉。今(明末)则武断者比比矣。而闭户不出者，即群而笑之，以为其……”。这说明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商品经济发展了，已使传统的生活习惯受到冲击。

　　　 二是徽商插手手工业生产，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一些徽商为了收购手工业原料，甚至深入穷乡僻壤，如江西清安龙丘山区便有徽商在“隙地种竹”，大的作篾，“贸以通舟楫所不及”（《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853）；徽商阮弼在芜湖“立局召染人曾治之”，“五方购者益集其所，转毂编于吴、越、刊、梁、燕、鲁、齐、豫之间，则又分局而贾要津”；还有海阳（林宁）新溪人朱云治挟资百万建“佣人”铁冶，因而“业大尧”等。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之《风宁徽》节中言徽州东铁工场中有煽者、看者、上矿者、取矿砂者、炼生者等，“各有其任，昼夜轮番”，此外还有“取矿之夫”、“造炭之夫”等，可见其内部分工之细，已显具工场手工业特点。只是“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家同时雇佣的工人较多以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而已。据此可见，徽商对推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起过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