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徽帮中的婺源茶商，纵横南北，其势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他们东赴苏杭，南压闽广，驾西安，轶津京。婺源绿茶从此名满天下。
　　

婺源茶商兴于明代

　　婺源茶商有一句格言：玩龙玩虎不如玩茶。很难想象，茶树上极小极单纯的那一个嫩芽尖，一片不起眼的小青叶，竟构成了贯通古今中国历史，广为五洲百国接受的一种文化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婺源县峰峦叠嶂，丘陵遍布，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

　　婺源土多红壤，且呈微酸性，暖温带气候，无霜期250天以上，由于地形起伏，气候垂直变化显著，晓雾弥漫，湿度大，十分适宜松、杉、茶等经济林木的生长。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而婺源出产的“婺绿”又为茶中珍品。

　　15世纪，皖南徽州，一个偏僻的弹丸之地却走出豪商富贾甲天下的徽州帮。徽州是由婺源、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六县组成的。由此可见，使中国商界为之震撼的徽帮仅仅是这六个县商人组成的。

　　明清时期，徽商所经营的行业是多方面的，盐、茶、木、海货、典当、陶、布、南百货等。在徽商经营的诸行业中，徽商又以邑贯的不同，各有侧重，带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歙县则多盐商，婺源则多茶商，休宁则多典当商。

　　婺源“绿茶”当时名满天下，又加之婺源人的“贾而好儒，外儒内商”的道德观和宗族势力与宗法制度森严，这就注定婺源茶商要在中国商场上取得卓越的成就。

　　洪武十年，明朝廷开始实行汉藏茶马贸易政策，压低马匹而抬高茶价，马贱茶贵。

　　明初天下的茶叶皆由明朝的驸马都尉欧阳伦统管，规定商人向政府纳钱申请到茶引后方可运出，而后要向当地的宣课司交纳10％的商品税，才能贸易，如私茶出境，一律处斩。欧阳伦仗着自己是朱元璋和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夫婿，知法犯法，不顾朝廷禁令，多次出境贩卖，牟取暴利。事情败露后，被明太祖朱元璋赐死，可见当时茶叶是何等金贵。

　　朱元璋是安徽凤阳人，龙行一步，百草沾恩，他仿汉高祖刘邦的做法，凤阳百姓世世代代不用服役纳税。安徽亦是故乡，所有税赋都有所减免。

　　婺源隶属徽州，得此优惠政策，仿佛有股神力在推动着婺源，婺源漫山遍野皆种茶。

　　婺源茶商得此优势，顺势而进。他们走出篱笆墙，同家、同族、同宗结成商帮，北上天津、北京，南下广东、福建，经略杭州、扬州，出击汉口、西安，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全面开花，婺源茶商由内到外四处出击，实际上是完成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怪，天下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都是婺源茶商在奔忙。婺源茶商好像特聪明，特精灵，那些白花花的银子，黄灿灿的金子都在他们手上流动。到了明末清初，婺源茶商已成巨龙。

　　婺源茶商“贾而好儒”

　　中国是个礼仪之邦，万般之中儒最重。只要冠上“儒”字，就是千秋万代的殊荣，如：儒士、儒僧、儒道、儒商……

　　徽州婺源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儒家思想始终统治着这块大地。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婺源茶商大多表现为“贾而好儒”的特点。

　　商人和顾客是互惠互利的两极，商人只有诚实不欺，才能赢得顾客的信任。因此，婺源茶商在行商的道德观里由于带有浓厚的儒家味，这种外儒内商的道德观，使婺源茶商在商场竞争中往往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

　　如清代婺源人朱文炽为人憨厚刚直，在珠江经营茶叶生意，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他总是不听市侩的劝阻，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他在珠江20年，虽因此亏蚀本银数万两，但他并不后悔。

　　婺源人詹谷，在崇明为江湾茶业主主持商务，时值业主年老归家，东南又发生战乱。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詹谷不存半点私心，艰苦经营，竟然大获厚利。后来，业主之子来到崇明，詹谷将历年来的账本交给少主，账本上一笔一笔，涓滴无私。崇明人无不叹服。

　　婺源商人毕因通，曾接受王某的存银60余两，王某突然暴殁，没人知道这笔钱，但毕因通数年后，待王某之子长大成人，便将王某的存款连本带利一并奉还。

　　如此种种，婺源茶商以儒家的“诚”、“信”、“义”、“仁”的道德观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极大的信誉。

　　依靠宗族进行区域垄断

　　依靠宗族势力，建立商业垄断，这是婺源茶商制胜的法宝。他们坐贾地方市场时，一是控制城镇市集的茶叶全部贸易，二是联合所有徽商把持茶叶市场的清一色。这两大行为在建立区域性垄断时，就必须要联合宗族势力，乡党势力，造成人力、物力、财力上的优势。

　　清嘉庆年间婺源巨商胡炳南在上海经营茶叶。期间浙江人杨之清也在这条街上开了一家茶庄。偏偏杨之清获利心切，一开张，价格开得最低，顾客纷纷趋之。胡炳南获知消息，号令整条街一齐降价，一直降到血本的二分之一，杨之清跟着降价，一连二十天，杨之清还是跟着婺源茶商的价格齐步走。每天至少有五百担茶叶从这儿运走。胡炳南深感惊诧，杨之清是中等茶商哪来这么多钱支撑？一打听，原来在这条街上有个杨之清的同乡，一位大典当商在支撑着他。这个典当商是杨之清“心脏供血的加速器”，“高压泵”。二十天的商战的五分之二的资金是他那儿来的。

　　胡炳南决定集宗族之财力，一箭双雕搞垮杨之清和典当商。

　　首先，整条街的茶庄每个庄每天向杨之清购买三担茶叶。也就是说，从这天起，婺源茶商售出的血本茶都是杨之清的。

　　其次，胡炳南派人把家藏的金菩萨送到杨之清同乡的典当铺典当，每个金菩萨当银1000两。每天当一个，连续当了三个月，杨之清的同乡慌了，问来人何以有如此多的金菩萨，来人说，我家主人有金菩萨500尊，现只当了90尊，尚有410尊准备来当。当铺主人问何以每天当一只？来人告诉说，我家主人每天要向杨之清置茶叶500担。

　　当铺主人自知无意中得罪了徽商首领，只好自认倒霉，托人与胡炳南协商，请将金菩萨赎去，闭门歇业，离开当地。“心脏供血器”一旦停止，杨之清自然也关门倒闭，郁郁而去。

　　婺源茶商尊儒重仕

　　中国自古重本抑末，民分士农工商，商人在经济上富有，但政治地位则一直不高。婺源茶商深知若在商业上求得大发展，除了宗族势力外，还必须依靠官府的庇护。

　　为了寻求政治靠山，他们一是结交权势；二是出资办学，督促子弟发愤读书，以求进仕做官；三是“捐纳”、“捐监”。徽商中最典型例子，便是祖籍婺源的胡雪岩，他投靠左宗棠，平步青云，成为红顶商人，做到中国的头号官商。

　　营茶是艰辛的，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一旦亏损，不但空耗一代人的心血，甚至伤及几代人的元气。

　　婺源茶商在商战中摸索到一条真理：“朝中有人好做官”，朝中有人也好经商，但依靠官僚权贵并非万全之策，最好是自己要有子弟在朝中为官，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因此，婺源各姓十分重视培养子弟读书做官，并把这一条列为家典族规之首，百代不变，宣称：族中子弟有器宇不凡、资禀聪慧而无力从师者，当由族人出资培植。如果一家有三兄五弟，定要择其天资聪明者读书，而不是经商。由此可见，在婺源人的心目中，仕重于商。而北方的晋商却不同，晋商子弟多继承父辈家业，依然经商。晋中优秀子弟经商，其次作胥吏，中材以下的子弟，父母才让读书应试，所以晋人中举者之少是可想而知的，由于晋商缺乏上层建筑的基础，一朝衰落，就陷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两者相逢，晋商粗直，徽商文雅。其结果也就不一样了。清代扬州八大总商，徽人占了四个。徽商江春任两淮总商达四十年，颇得皇帝欢心，授予布政使之衔。胡雪岩也被朝廷授予布政使官衔，在中国历史上，商人被授予这样高官的商人，除了徽商就没有了。婺源人培养宗族子弟读书，核心是要借此壮大宗族势力，所以，不惜以巨资举办书院学塾，婺源茶商亦源源不断输金捐资助办学校，使婺源成为“东南邹鲁”文化发达、理学昌明的徽州儒学之首。朱熹、江永、胡伸等硕儒即产于婺源，以致明代大文豪汤显祖发出了“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的感叹。从唐朝开科取仕以来，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整个中国也不过产生了10万名左右进士，而弹丸之地的婺源居然有七百多名学子中了进士。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不能不叹为奇迹。建县以来，直至清代，婺源官吏大至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小至县令、县丞有2600多人。这些官吏的亲朋好友形成了一道坚固的商业保护网，婺源茶商由此进入了一个全盛时代。

　　婺源茶商哀师必胜

　　历史上的“徽商”，名扬天下。婺源茶商当然功不可没，但随着“徽商”的完结，封建社会的衰亡，覆巢之下无完卵，婺源茶商的兴盛似乎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婺绿”黄了。突如其来，令人骇然牎

　　“婺绿”是如何黄了的，又是如何陷入“四面楚歌”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原因一：大凡婺源茶商致富后，回乡光宗耀祖，修建宗祠，扶助族中贫穷，以固族中宗法关系。这要耗费一笔重资。

　　原因二：捐资助学兴公益事业，振兴桑梓人文。置祀田、建学宫、修会馆，多挥金不惜。

　　原因三：以课税、捐输等形式奉纳给当地官府。如婺源茶商朱文炽，咸丰已未，捐助徽防军饷数千金。

　　原因四：捐纳、捐监的耗费，清代实行捐纳制，官职可定价出售，为了跻身于官绅行列，婺商不得不付出一笔可观的商业利润。据徽州《阄书契底》称“捐监授职，计费匪轻。”在清代婺源的众多茶商中，如潘开祥之五品衔，汪庆澜之奉政大夫，胡德礼之职监等，无一不是用巨金捐纳所得。

　　清代婺源茶商所获得的商业利润，除了一部分用于肥家润身外，相当一部分都用于巩固宗法势力，培植、扩大封建势力上了，而从没有投资其他产业的。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人固有的通病。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婺绿”又勃发生机，如春风霁月，显出了她风情万千的古色古香的品牌，进而跻身国际市场。